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已经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经贸竞争的焦点领域。目前，我国已经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服务贸易往来，与14个国家建立了服务贸易双边合作机制，还分别与中东欧国家和金砖国家签订了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和路线图，其中“一带一路”国家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伙伴国。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进出口额达到了1217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15.4%。“一带一路”是我国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的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更是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 了解和摸清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往来的现状是持续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往来、打造“一带一路”的“中国服务”品牌和优化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基础。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数据，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现状与趋势，以期为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往来和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 |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2.1 研究内容
本文利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数据，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现状特征和演变趋势，具体包括五部分内容，分别是绪论、文献综述、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现状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以及趋势分析、结论与建议。
在绪论部分，在总结梳理本文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结构安排、创新与不足等内容。在第二部分，首先对本文研究涉及到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在第三部分，将构建指标体系，应用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指标进行测度，并总结、提炼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特征。在第四部分，将从文化、制度等方面分析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演变趋势。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领域合作成效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重要伙伴国。国内学者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服务贸易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探讨，主要从以下几个研究视角展开。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征。王小玲(2019）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服务贸易的新特征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一带一路”环境下下以高质量服务和新兴服务为基础的服务贸易增长是新时期的要求，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必将推动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李虹和陈文娟(2021）认为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一方面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沿线国家积极开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人文交流，另一方也要同时开阔自己的市场，在援助沿线国家的同时发展本国的经济，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将倒逼服务业的升级。孙艳琳、王诗慧和刘琴(2020）运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具有互补性与竞争性。周启良和湛柏明(2017）认为中国部分服务行业贸易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刘秀玲和陈浩(2020）认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受“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应推进高层次服务贸易的发展。田奇(2021）认为文化差异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要克服文化差异，提高服务质量。王雨婷(2021）从制度角度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于双边服务贸易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良好的制度因素是鼓励双方企业进行友好贸易的有力支持者。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服务贸易的重要作用。宋晓东(2016）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了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空间，为其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更有利的机遇，有利于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牛华(2020）认为基于大环境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服务贸易可以在服务业国际分工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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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与进度安排
本文的研究计划安排如下：
1、2022年11月底前——完成选题；
2、2022年12月底前——完成开题报告；
5. 参考文献
| [1]宋晓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6,30(12):71-77.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6.12.009. [2]刘秀玲,陈浩.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探究[J].国际商务研究,2020,4，(01):29-38 49.DOI:10.13680/j.cnki.ibr.2020.01.003. [3]孙艳琳,王诗慧,刘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01):103-114. [4]周启良,湛柏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J].西部论坛,2017,27(05):111-124. [5]王小玲.“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的新特征及发展策略[J].国际经济合作,2019(03):43-52. [6]牛华,兰森,马艳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动态演化及影响机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05):78-93.DOI:10.13509/j.cnki.ib.2020.05.006. [7]李虹,陈文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互补性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08):31-40. [8]曲智,杨碧琴,段华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同种类基础设施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8(06):50-55.DOI:10.16292/j.cnki.issn1009-6345.2018.06.007. [9]田奇. 文化差异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21. [10]王雨婷.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21.DOI:10.27713/d.cnki.gcqgs.2021.000343. [11]万伦来,高翔.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经验数据[J].国际经贸探索,2014,30(05):39-48.DOI:10.13687/j.cnki.gjjmts.2014.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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