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自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普惠金融”一次就不断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政策文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继出台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将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纳入其中，中国的普惠金融也由此取得显著成效。
在建立普惠金融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的过程中，相比较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是落实全面金融普惠的薄弱环节。同时，由于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高有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已经成为全面落实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道路上不小的困难。要真正解决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瘸腿”的问题，首先就要对农村普惠金融进行深入了解，了解农村普惠金融不平衡背后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以及收敛性表现，分析现象背后有哪些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并尝试提出针对性意见。
农村作为普惠金融重点，对我国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解决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困境不仅能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对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一）研究内容：本文以农村金融包容指数作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指标，探讨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化率、教育水平、信息技术等等一系影响因素下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以及收敛性，分析农村地区普惠金融表现差异化的内在影响因素，按照“理论梳理—实证研究分析—对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写作。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考察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时空特征。
（三）写作提纲：第一部分为绪论。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学者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需求与供给两个维度，在需求维度，Becketal.（2007）从金融服务渗透度与使用度两个层面，选取了银行网点数量、ATM机数量、存贷款账户数量及人均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等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Sarma（2008）从地理渗透度、产品使用度与服务效用度三个层面度量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Gupteetal.在之后（2012）从服务覆盖面、产品效用性、交易便利性与交易成本等维度拓展了 Sarma 提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印度不同时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情况。
国内大多学者对供给维度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作了探讨，并分别从地理渗透性、产品可接触性、使用效用性、可负担性（蔡洋萍，2015）等方面直接度量普惠金融实际发展水平或间接评价其金融排斥程度。目前，代表性指标主要有银行数量、员工数量、营业网点数量、存贷款占 GDP 比重和涉农贷款占比等。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确定，目前国内有两类方法：一类是主观确权法，包括等权重法（田杰、陶建平，2012）、不等权重法（刘波等，2014）和层次分析法（焦瑾璞等，2015）等。另一类是客观确权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田霖，2012）、变异系数法（高沛星、王修华，2011）和因子分析法（粟勤等，2015）等。谢忠秋（2015）在传统 AHP 的基础上，提出了 Cov-AHP 方法。该方法以原始数据协方差矩阵为基础，通过变换构造判断矩阵得到分析结果，有效解决了以往主观确定指标权重的问题。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首先确认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利用熵值法计算农村金融包容指数；其次，确认农村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指标；第三步，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农村整体和不同区域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第四步，采用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研究；第五步，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收敛性分析；最后针对以上部分的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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